在一季度已降費2000億元的基礎上，前天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推六大減稅舉措，加上全面推進營改增試點前四個月翹尾減收，預計再減稅3800億。

　　減稅降費降低企業成本，減輕企業負擔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，也是從后危機時代到新經濟周期的轉型期增強企業競爭力、提振國家競爭力，以便在新經濟周期領跑全球市場的應有之義。簡言之，減稅降費是送給企業的禮包和福利，在讓企業有減負獲得感的同時，也要“蝶變”為制度性紅利。

　　降費已經成為市場經濟時代的社會共識。“讓自己過苦日子，給市場主體減負”，從各級權力部門消、降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費和基金，到普通民眾社保繳費的降低，都在形成集體、有意識的親商環境。同時，我國社會也在推進優化財稅體制、機制的改革，促使稅費合一體制向法治規范和契合市場規則的公平稅負方向轉變。

　　本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有關減稅的舉措亮點在于，推進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。即從7月1日起，將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17%、11%和6%三檔，取消13%這一檔稅率；將農產品、天然氣等增值稅稅率從13%降至11%。同時，對農產品深加工企業購入農產品維持原扣除力度不變，避免因進項抵扣減少而增加稅負。減法、加法同時做，使包括糧食、植物、林木、水產、鮮奶等農產品，食用植物油、自來水、暖氣、冷氣、熱水、煤氣、石油液化氣、天然氣、沼氣、居民用煤炭制品，圖書、報紙、雜志，飼料、化肥、農藥、農機、農膜等項目所涉的市場主體能夠有實實在在的減負獲得感。

　　上述項目多是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必需品，以及涉農項目。給予市場主體減稅優惠可以傳導至市場終端的公眾，凸顯了減稅降費福利施行的一貫原則，多向實體經濟、小微涉農，以及和民生關切緊密的市場傾斜。這也是定向、積極的財政政策——與前兩年定向的貨幣政策一樣，折射政策面精準關切實體的苦心。

　　宏觀經濟不能靠虛擬經濟的虛假繁榮支撐，亦不能依賴壟斷產業和極少數巨無霸市場主體，那都是不可持續的。中國宏觀經濟的基礎是實體經濟為本，而且是和新市場、新技術對應的實體經濟。因而，多種所有制下的市場主體要相互滲透和充分競爭；新興業態下的共享經濟新模式也要互聯互通——既要成為傳統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，又要變成“兩創”的產業孵化器。

　　在國際經濟復蘇乏力、經濟增長面對多種不確定性的大環境下，全球都在減稅降費。在我國，2014年、2015年兩年度，減稅降費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均超過1000億；2016年，通過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，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，并且所有行業實現稅負只減不增。盡管如此，由于稅制設計的不合理，尤其各類行政性收費項目過多過濫，加之地方執行力不夠，數千億的減稅降費撒到整個市場后，市場主體并未有太強的獲得感。正因為如此，減稅降費依然是我國施政的重點，可以說將伴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過程。

　　第一季度的成績單不錯，經濟增長速度為6.9%。這其中，就有減稅降費的成果。但是，穩增長的動力源中，消費市場雖然成為主動力——貢獻率八成左右，可來自樓市的消費刺激也占了很大比例。因而，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又快又好的穩增長，似乎還需要實體經濟更好、更強一些。

　　讓實體經濟更強大，除了給樓市降虛火，給資本市場戴上監管“籠頭”，更重要的是讓實體經濟沉下心來做實業，讓各路資本放下心來進入實體經濟領域。就此而言，樓市調控也好，減稅降費也罷，還是處于政策性施惠——“授之以魚”的初級階段。就長期而言，通過財稅體制改革，形成符合法治規范和市場訴求的制度，才是“授之以漁”的市場紅利。

　　由此亦顯示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然任重道遠。

　　作者張敬偉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，本文刊于4月21日《上海證券報》。